对电动自行车的定位也是这样。

一些地方吸引外来投资者的时候，在税收减免、土地出让等方面给出很诱人的优惠条件。究其原因，在权力不受制约的环境下，投资者是很难真正吃下定心丸的。

投资者所承担的合规义务，是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不能多也不能少。只有把权力关进法治的笼子里，才能全方位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让投资者安心办企业、一心谋发展。所谓一 刀切，是指不顾具体个案情况的处理方式。这反过来也促使一些腐败官员拒绝依法办事、借此树立个人权威捞取好处。一刀切既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也不符合法治原则。

近年来，中央高度重视优化营商环境，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通过法治免除投资者不必要的后顾之忧，企业靠市场竞争实现优胜劣汰，这也有利于塑造公平健康积极向上的经济和社会环境，减少政府治理的成本，更减少了腐败的风险。[28] 参见秦前红：《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宪法设计的若干问题思考》，载《探索》2017年第6期。

曾经物权法草案由于是否写入依据宪法，制定本法而引发的宪法争议犹在耳畔，[③]监察法草案作这一规定，不仅不符合我国的立法惯例，而且暴露出监察法在合宪性方面的不足。[④]党的十九大报告着重强调，要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此外，更为重要的是，监察委员会入宪是对我国宪法上的人大制度做出的重大变革，此次修宪不仅时间紧任务重，而且面临着此前修宪所没有出现过的技术问题。苗连营、程雪阳：《民法帝国主义的虚幻与宪法学的迷思——第三只眼看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争论》，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韩大元：《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中的若干宪法问题》，载《法学评论》2017年第3期。此前，有学者研究了宪法中节的设置，参见邓联繁：《我国现行宪法中节的设置研究》，载《法学评论》2010年第1期。

胡锦光：《我国现行宪法修改方式之评析》，载《法商研究》2012年第3期。上述做法，正是鉴于新中国在宪法实施方面的惨痛教训，而增强全社会公众尤其是国家工作人员对宪法的认识和拥护，是全面贯彻落实宪法的重要方面。[33] 对我国现行宪法所蕴含的三种发展方式的分析，参见林彦：《通过立法发展宪法——兼论宪法发展程序间的制度竞争》，载《清华法学》2013年第2期。[③] 有关争论，参见童之伟：《立法根据宪法无可非议——评全国人大立法不宜根据宪法说》，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1期。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地指出：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参见苗连营、陈建：《宪法变迁的路径选择——以我国现行宪法文本为分析主线》，载《河南社会科学》2017年第7期。[18] 参见邹奕：《徘徊于我国宪法的两个文本之间——对宪法文本证定性和实用性的检视》，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胡锦光：《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语境下的宪法修改》，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

自1982年颁布实施至今，我国现行宪法已于1988年、1993年、1999年和2004年进行了四次修改。参见谢维雁：《我国宪法修改原则论析》，载《现代法学》2006年第6期。

[⑨]随后，1993年我国现行宪法的第一次修改引入了美国的宪法修正案。一方面，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取得实效，下一步将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将试点工作在全国推开，组建国家、省、市、县监察委员会。

[24]最后，在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增加规定监察委员会的地位、组织、职权以及与有关国家机关的相互关系。现行宪法颁行后，鉴于我国实施宪法的教训，如何保持宪法的稳定成为高层和学界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宪法修正文本的喧宾夺主，不仅不利于树立我国宪法的权威，[15]也抵消了宪法修正案在保持宪法文本稳定方面的作用，因为每次出台宪法修正案，宪法修正文本就更新一次，给公众留下了又制定一部宪法的观感。遍览我国的标准法律文本，法律之中的法条由序号和正文两部分组成，前者标示法条在法律中的顺序和位置，后者则构成了法条的实体内容。即使需要修宪，也宜采用修正案的方式进行。如前所述，在市面上流行的宪法文本，以及学者论述中引用的宪法文本，通常是宪法修正文本，也就是根据历部宪法修正案修正后的宪法文本。

种种不利因素的存在，导致宪法修正案难以在全社会普及，寄望于其增强公众对宪法变迁的认识也就无从谈起。从表1来看，对比中美宪法修正案的表述方式，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宪法修正案采用的是通用的法条的表述方式，而我国宪法修正案则不然。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1版。[⑨] 参见梅培华：《关于宪法和法律修改方式问题的探讨》，载《法学杂志》1985年第2期。

[26] 实际上，我国国家机关在宪法当中都有专门的一节予以规定。首先，我国宪法修正案在公众面前的出镜率并不高。

[20] 参见刘风景：《法条序号的功能定位与设置技术》，载《环球法律评论》2014年第3期。再者，我国宪法修正案的表述方式不同于法律的通用表述方式，极易让人误以为是说明如何修改宪法的操作指南。而且，官方将宪法修正文本和宪法原文及修正案同时公布的做法，极易让不了解我国宪法制度的公众误以为宪法修正案只不过是宪法修改过程的附带产物。[②] 参见童之伟：《将监察体制改革全程纳入法治轨道之方略》，载《法学》2016年第12期。

参见邹奕：《徘徊于我国宪法的两个文本之间——对我国宪法文本正当性和实用性的检视》，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最后，我们不应夸大宪法修正案在增强全社会认识宪法历史方面的功能。

可见，监察委员会入宪最少需要修改现行宪法五个部分中的三个部分，而且修改的宪法条款可能达十余条之多。也就是说，我国现行宪法的此次修宪可能涉及到宪法的第一章总纲、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和第三章国家机构。

总之，我们不能也不应当，对宪法修正案在强化公民对宪法的认识方面的作用抱有过高的期望。[34] 有学者在最近发表的论文中，主张对现行宪法作全面修改。

[13] 但是，在我国，宪法修正文本的使用率却远在宪法原文及其修正案之上。[18] 自现行宪法颁行以来，我国高度重视宪法的贯彻实施。另一方面，我国既往宪法修正案采用的表述方式原本就饱受质疑，增设监察委员会一节若仍沿用此前的表述方式，该宪法修正案势必会变成一个关于如何修改宪法的操作说明，而不是能够直接引用的规范的宪法条文，进而仍需要公布新的宪法修正文本。[23] 该原则是从现行宪法的前四次修改的有关经验中提炼而来的。

在多数学者看来，如不修改宪法相关条款，不管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通过监察法，还是采用宪法解释的方式，都不足以消弭对其合宪与否的质疑之声。这必然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宪法修正案对于认知宪法条文变化过程的作用。

有学者指出：修正案方式可以完整地反映宪法的发展历程。[22] 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中国人大》2012年第23期。

[12] 更应当引起重视的问题是，由于实践中的以下两个问题，我国宪法修正案在保持宪法文本稳定方面的功效已经被大打折扣。这意味着我国现行宪法与1982年通过时相比，已经改头换面。